文/菲利普·古雷维奇

年轻时他是个飞行员。他一直都想驾驶战斗机，然而有次训练时他撞到了一所房子，之后，他开了六年的运输机，才如愿成为战斗机飞行员。他驾驶的主要机型是F-86。他曾说过，自己不是最好的飞行员，不是“王牌”，但也“有些戏份”。1945年他二十岁，从西点军校毕业，加入了美国空军。这个年份可能会让你觉得他错过了战争，但总有别的战争，而他的那场在朝鲜。他执行了上百次战斗任务。那段经历可以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猎手》（The Hunters）中读到：军营生活，等待战斗，起飞，在鸭绿江上方的天空搜寻苏联的米格战斗机，小规模冲突，对命中敌机的渴望，靠最后一滴燃油飞回基地——或者飞不回来。这本书于1957年出版，做了十二年飞行员之后，他从空军退役，成了一名作家。

这个飞行员的名字，也就是他的本名，叫作詹姆斯·霍洛维茨。而这个作家自称詹姆斯·索特。他很英俊，很有型。他住在欧洲。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高度现代主义的精炼。他的语言既俭省又丰沛——留白使得原本强烈的情感变得愈加浓烈，肉体激情萦绕着一丝形而上的气息：凡是被他描述过的事物，都被唤起了更多。

从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，他也写剧本。他为西德尼·吕美特写了《疑妻记》，看到自己笔下的角色化身为奥玛·沙里夫、阿努克·艾梅和罗蒂·兰雅。他为罗伯特·雷德福写了《速降赛车手》（Downhill Racer）。后来又写了两个最终被拍成电影的剧本，还有十几部没有拍成的，那些未见天日的作品耗费的心力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伤害，让他最终放弃了剧本写作。在这个时期，他还创作了他最具独创性、最为经久不衰的长篇小说《一场游戏一次消遣》（A Sport and a Pastime）和《光年》（Light Years），以及这部小说集《暮色》（Dusk）中精湛的短篇。这些作品都有电影那种一闪而过的极度生动，那种氛围，跳剪般的敏捷，以及惊鸿一瞥的情感，使表面事物变得极为深邃。当然，为了实现这些效果，索特所借助的工具并不比其他任何作家的更多——只是落到纸面的文字——于是，其他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并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。

那么，将索特称为“作家的作家”，便意味着他仍在飞行，事实上，他将一直飞下去；也意味着他出色的驾驭文句的能力。在回忆录《燃烧的日子》（Burning the Days）中，他描写了飞行员生涯中的传奇历险和反复操练——从天而降到新的地方，每个地方都被不同的前景照亮：友爱（与男性为伍），诱惑（与女性为伴），豪饮，崭新的床铺，再一次飞向天空之前那些陌生的黎明。那种飞行和例行日程的生活中——飞行作为一种例行日程——有着令人狂喜的惆怅。告别了军队生活一成不变的约束和规制，他飞向了无边无际的领域。

索特说过，飞行生活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是活在当下的，而他转向了写作，因为他想要从“日子的废墟”中制造出持续而永恒的东西。

“因为这一切都会消失，”1993年接受《巴黎评论》杂志（索特最早的几个短篇就是在这里发表的）采访时，他对诗人爱德华·赫希（Edward Hirsch）说，“剩下的只有文章和诗歌，书籍，那些被写下的东西。人类发明了书籍，这很幸运。没有它，过去会完全消失，我们将一无所有，赤身裸体地活在人世上。”

读索特的作品会有种感觉：他总是在给自己的措辞施压，让它们以一种特别的精确再现他的观察与感知。在采访中他说，短篇小说必须扣人心弦，必须令人难忘，必须做到“以某种方式完整”。索特举了他的英雄伊萨克·巴别尔为例。他说：“他具有三个伟大的要素——风格、结构和确凿。”这也是索特作品的特质，尽管这些故事处理的都是内在的体验，尽管它们包含了虚构和幻想，但它们都汲取自生命之井的深处。

“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一切都可以被凭空虚构出来，虚构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小说，而其他那些想必并非编造出来的作品，则被称为非小说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区分，”索特对爱德华·赫希说，“我们知道，大部分伟大的小说并非全然来自虚构，而是来自完善的知识和密切的观察。说它们是编造的，这种描述有失公允。我有时候说，我从不编造任何东西——显然，这并非事实。但我对那些声称一切都来自想象的作家一般不感兴趣。我宁愿和一个给我讲他人生故事的人待在一个房间，那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，甚至包含谎言，但说到底，我只想听到真正的故事，就是这样。”

对索特来说，真相可能存在于性爱的领域，或者与失意和死亡的严肃对抗中，也可能在幽默与活力中迸发出来。我第一次读到《暮色》中的故事是在二十年前，这本书出版后不久。我从未忘记《美国快车》一篇的开头，也总是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写道：“弗兰克的父亲每周会去上（四季酒店）三四次，要么就去世纪俱乐部或者联合俱乐部，那里全是些比他还老的老男人。一半的会员都尿不出来，据他说，另一半一尿就停不下来。”

阅读索特最大的乐趣之一，就是他似乎允许自己做任何事。《在丹吉尔的海滩上》一篇中，他将大多数作家会用作介绍和说明的人物信息放在全篇的收尾——这种处理使得一个人物最平常的既定事实突然凝结为一种命运。再看看《电影》一篇，他在其中安排了一个次要角色，然后突然中断叙述，告诉我们她的家庭生活，她父母的婚姻，她哥哥初露端倪的精神失常——接着又同样迅速地回到故事的主线，几乎没有再提及她的家人。以这样的方式，索特不断刷新着短篇小说的形式。就连他笔下的人物自己都会吃惊的。

这部短篇集收录的大多是爱情故事，有不少也是落寞失意的故事，还有一些描述作家的生活。它们是在多年间陆续创作完成的，共同反映了索特在对人类的关怀、激情、声音和语言方面的广度。倒不必非要挑选出最喜欢的一篇，但我的确有一篇——初读《暮色》以及后来每次重读时（索特是那些让人不断重读并再次惊叹的大师之一），我都觉得似乎是它选择了我。这个故事就是《二十分钟》，因为它的严酷和迅疾，在每个瞬间令人身临其境，同时容纳了悬念、极度痛苦的挣扎，以及动人的柔情——也因为它不多不少，刚好写了在二十分钟里面发生的故事，几乎像是实时写就的，而那二十分钟呈现了一个人的一生。这种同时存在的浓缩与延展，在情感与技巧上都令人兴奋，显示了索特的智慧及其艺术造诣的高度。

“我相信，活着和死去都有一种恰当的方式。”索特在接受《巴黎评论》采访时说。

“你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？”赫希问他。

“不，”索特说，“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能创造出来，那就太混乱了。我指的是古典的，古代的，一种文化上的共识：存在着某些美德，这些美德永远不会褪色。”当然，他的角色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时常是晦暗的。但他是个依然相信英雄主义的作家，他让人觉得，写作，当它做得好且真时，就是一种最恰当的活着与死去的方式。